1963年，我生于江苏省宜兴市的知识分子家庭，17岁考入江西中医药大学。带着父亲“苦学成才，报效国家”的嘱托，我成为班里最“听话”的学生。很多同事说我记忆力惊人，至今还能记得《中医内科》血虚证的章节和知识要点，随时能背诵出《方剂学》中的歌诀。其实哪有天赋惊人，只是时光不负赶路人，星光不负有心人。
刚入学时懵懂的我渴求知识的给养，一本《黄帝内经》，一棵香樟树，陪伴我走过春华秋实，看遍夏蝉冬雪。被奉为中医学圭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共有十五万六千字，艰深晦涩，却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我日后温故知新的基点。在挑灯夜战的学生时代，我每天最晚离开教室；备考研究生时，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才从180名应届毕业生中脱颖而出，才有幸穿上军装开启梦想大门，才有30多年后依然能信手拈来的知识储备。回忆学生时代，忙碌充实成为最主要的旋律，我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和同学们一起走红土地、祭拜先烈，还用8年风雨无阻的晨跑练就了自己坚韧不拔的意志。直到2019年60周年校庆，还能看到“双惟学子”诵读中医经典，听到他们说起师姐的“跑团”历史。
身穿戎装，我牢记军人向战而研的使命
我硕士研究生课题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展，那时我就崇拜军人这个充满荣耀与责任的职业。研究生毕业后，我本可以做一名悬壶济世的中医，但面对军营召唤，毅然参军入伍，开始了我在军事中医药领域探索的新征程。抗辐射药物研究是世界级难题，初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亲身感悟军事医学前辈铸就的特等奖精神；听到朱任葆、吴祖泽等放射医学大家“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的感人事迹；受到了“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的“四无”精神教育，我深受鼓舞，立志把抗辐射药物研究作为主攻方向。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国家“九五”计划至今的三十余年里，我一直担任指令性课题“抗辐射药物研究”负责人。我深感责任重大，多次现场调研低剂量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看到涉核工作生活紧张艰苦，我告诉自己和团队，再苦、再累、再难，也要从中药天然药物中找到安全有效的抗辐射药物。为此，我规范了辐射防护药物评价技术体系，提出在治疗急性放射病的过程中，在初期清热解毒，祛邪扶正；在假愈期凉血止血、养阴清热；在恢复期重补肝肾、补气养血。针对小剂量或者低剂量辐射损伤，建立了一整套中医药治疗方案，构建了系列放射病模型。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让我欣慰的是，我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辐射防治药物“刺白胶囊”，历时17年，最终获得审批。此外，团队实现从低剂量辐射损伤到中重度急性放射病救治系列抗辐射药物研发的全链条覆盖，为我国辐射防护药物的补缺配套及迭代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全面提升我国核安全应急响应能力和救治水平。如今看到完备的系列辐射防护药物，我很欣慰自己的选择和坚持。
在军队特殊医学防护药物研究领域的探索过程中，我还实现了一次科研方向的开拓，打造了高原作业能力提升的多维中医药保障体系。高原雪域边关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漫长边防线四季如冬，官兵坚守在人迹罕至的苦寒之地，承受身心双重压力，抗高原缺氧药物是高原作业的重要保障措施。我从90年代开始，前后近20次深入海拔四、五千米的新疆、西藏高原边防哨卡。我每次都忍着高原反应走进战士们的宿舍，竭尽所能地为他们把脉调理。我十分珍惜和边防官兵相处的机会，看着战士们黝黑的脸颊、暗紫的双唇；听着他们讲述身体的不适、对健康的担忧；触摸着他们干裂的双手，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为战而研、献身国防的信念。
历经20年，我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了抗高原缺氧新药“红益胶囊”，能够帮助高原官兵缓解气血两虚所致的头晕目眩，胸痹心痛，神疲乏力，心悸倦怠，胸闷气短等症状，明显改善高原缺氧条件下血氧饱和度的降低，且药物安全性好，特别适用于防治高原缺氧所致的疲劳综合征。现如今，红益胶囊已获得审批，并在南极科考、玉树抗震救灾等特殊任务中广泛应用。
近些年，随着高原遂行任务复杂多样且需求增多，我更加关注的高原官兵作业能力提升和全生命周期健康风险问题，快速跨域机动引起的急性高原反应、久居高原导致的慢性高原疾病、重返平原诱发的高原脱适应风险等问题都让我忧心忡忡。为此，我持续追踪官兵健康和作业能力损伤的风险及规律，分析了急性高原反应和慢性高原疾病影响因素和响应特征，建立了基于体能、生理、认知等多维度作业效能关键因素谱系，为驻防高原人群周期轮换、部署和健康维护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科学建议。提出了解决高原医学问题的优先方案并形成科技报告。目前，我正在牵头承担重大科研任务，针对急进高原习服等核心关键事件，开展了系列新药研制任务，加速推进系列高原特需中药硬核成果产出，支撑我军急进高原快速响应能力建设。
传承岐黄，为往圣继绝学，是我们这代中医药人的历史使命
在持续承担中药辐射防护研究这一任务的同时，我坚信中药药理毒理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工作伊始就进入药理毒理研究室，在药理毒理学前辈宋书元研究员、丁林茂研究员的传承下，我依靠中医药背景率先开展了中药毒性和安全性研究。从1997年至今，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个面上项目、3个重点课题、1个重大项目的资助，开展了基于四物汤的中药复方药理学研究，形成了“方-证”结合研究模式，诠释了中药复方“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的体内过程，在200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创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临床药理与毒理专业委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毒理学与安全性研究分会，并兼任主任委员，实现了从中药药理到中药毒理的学科引领。
伴随着中药越来越吸引世界关注，频繁发生的中药不良反应成为制约中医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和科学问题。我所在的药理毒理研究室评价了一百多种化学药物和生物制剂的安全性，而中药安全性研究更为复杂且不可预测。因此，我带领团队针对中药毒性发生的隐匿性、毒性机制的复杂性、安全用药剂量的模糊性、安全用药周期的不确定性和个体体质差异的特殊性这5大特性，经过多年研究，创建了从早期毒性预测、毒性物质分析到毒性机制探寻的中药安全性研究3类技术共8种方法；并形成了适合中药安全性评价的系列替代毒理学模型，创建了国际上首个中药安全性研究关键技术平台，促进了中药产业化发展，增强了中药的国际竞争力，助推了创新药物研发。2013年，“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几年，随着大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医药在维护全民健康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临床用药的潜在安全隐患也随之受到重视。我带领团队攻坚中医药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医临床常用“有毒”中药减毒配伍研究）、领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材物质的安全性评估关键技术研究）。以中医临床安全用药的实践需求为导向，提出了“始于临床、证于基础、终于临床”的研究模式，实现在中药科学认知、客观评价和安全使用、有效防控的系统方法突破。随着系统毒理学的发展，我带领团队整合人源化细胞、类器官、模式生物和病证动物模型为一体，构建了“分子-细胞-器官-整体”四位一体毒性确证技术，全方位、多水平探析有毒中药单药及复方配伍后的毒性作用特征。围绕食品安全领域食药两用物质安全性评价支撑不足等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带领团队完成了6大类32种食药两用物质的毒理学特征解析，锚定的正是百姓常用中药、甚至是百姓餐桌上的安全性问题。
平台赋能，用学科引领带动团队发展
我非常重视军事中医药体系建设，目前团队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交叉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入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获批“特殊环境智能中医药研究实验室”“特需中药与天然药物重点实验室”。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传统中药研究更需要结合信息时代的关键技术。我作为学科和团队的牵头人，融合中药药理和毒理学、系统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和中药人工智能四个主要学科方向，构建了“特需中药创新发现”交叉学科，正在通过智能中医药加速学科建设，构筑学科优势，提升特需创新中药发现能力。
树蕙滋兰，努力培养有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军事中医药人才
我培养热衷中药学探索的研究生百余人，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发光发热。既观其才，更重其德，最令我骄傲的是，很多学生像我的前辈一样，义无反顾地献身辐射医学、高原医学中，把家国情怀融入不懈奋斗中，每次收到他们发来的喜讯，我都由衷地为他们开心。如今，我组建了一支精诚团结的团队，吸纳了中医学、中药学、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生物信息学等各学科顶尖人才，大家齐聚一堂，交相辉映，为了共同的梦想努力奋斗。我也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投入很多精力，带领他们深入9省13地进行调研，开拓他们的视野；陪伴他们走边关、进军营，锻造报国情怀，增强使命感；组织他们攻坚克难，培养他们的协作创新能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团队青年在不断努力奋斗中，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
35年的耕耘，从杏林春暖、橘井泉香，到姓军为战、强国为民，践行军事中医药创新。作为军事中医药的科研工作者，身着戎装，是荣誉，是责任，更是使命，我将继续守正创新，重犁深耕，为团队修身，为事业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砥砺奋进续华章。
报道转自树兰基金